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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它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被称作我国"间四"故事。解放初期的戏剧舞台上有过一度"梁祝热"，作为"十八相送"背景的江南水乡的山光水色与诗意浓郁的唱词，以及这一场像百年绍兴酒那种久而弥香的戏剧魅力使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观众深深陶醉。也许，人们在年轻时很容易做梁山伯所做的傻事；也可能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机不再现、百悔莫赎的梁祝式爱情悲剧，这使得"梁祝热"经久不衰。钱南扬教授早在1955年说过："自有正式的戏剧以来，即有梁祝故事的戏剧。论时代，有元明清三朝；论地域，有浙江、安徽、山西、湖北、四川、河北、广东、江苏八省。quot;（《梁祝戏剧辑存·后记》）
钱先生从元代说起，那是因为元南戏中有这剧目，他本人还辑录了片段唱词。整个女扮男装，同窗生情，终于殉情的故事却是从唐代笔记中就定型了的。这就难怪人们把这个至少相传一千多年的故事当作故事的原型，把文艺作品中的梁祝当作唯一可信的传说，带有一定历史真实性的故事。历来，文艺界与民间文学的研究者没有怀疑这一点。
近年来，民俗学等各种学科得到复兴，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方兴未艾，梁祝故事的异说随着有心人的努力而层出不穷。作为这种努力的成果之一，我们在《民间文艺集刊》看到吕洪年的《梁祝黄泉夫妻说小识》一文，的确使人耳目一新，也引起我浓烈的兴趣。
本文想就下面三题，谈一下个人的一孔之见。
一 故事由来
吕洪年同志文中说，在众多的异传中，有一种传说广有影响，大意是历史上梁祝不可能见面，祝英台是一位侠女。他认为这种侠女说出现得较早的古老传说，他的理由有三：(一)这种传说恐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也许正是梁祝故事的缘起呢。先有祝英台的义侠，后有梁山伯的义忠。(二)也许比较接近于梁祝故事的原型。梁祝故事直到宋以后才逐渐演变为以梁山伯为主。故事以祝为主，还是以梁为主，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三)梁祝有"同冢"、"阴配"的本源，从而使人们推论他们生前的（种种），形成为一个庞大的梁祝故事群。
我觉得三点理由都不大可靠。梁祝故事，据唐宋人的记载是源于东晋的。梁元帝的《金楼子》是散失了，唐代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张读的《宣室志》，宋代张津的《乾道四明图经》，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却保存着。它们都无例外地提到女扮男、同学、殉情的情节。宋代永嘉学派之一的艮斋学派创始人薛季宣还提出化蝶的事："蝴蝶凝山魄，花开想玉颜。"（《游祝陵善权洞诗》）这多少说明，至迟在唐宋，梁祝故事已经定型，而且传扬江浙一带。不仅如此，张读与李茂诚所记，更有"裂地并埋"情节的交代，而明代戏曲《同窗记》、《还魂记》关于"十八相送"（包括石榴、井边、青松、庙宇、池塘、长河、江边等七种路边故事）一直为后代（包括解放后）的改编本所沿用。我们可以推断明代关于"十八相送"的传说一定是十分盛行的，这才强烈地刺激了戏曲家的灵感，写出那么生动的照耀五百年剧坛的唱词。
我们可以在上述情况中引伸出片样的结论或推论呢？
我想，其一，历史不能帮助"阴配说"。唐以来的历史与文艺作品没有提供这种证明。写《义忠王庙记》与《祝英台小传》（从宋到清）的作者没有提供"阴配"的传说，更不用说历史。
其二，一千多年梁祝故事的主题接近《韩凭》、《韩朋赋》、《华山畿》、《吴王少女》、《河间郡男女》（后二者见《搜神记》）、《孔雀东南飞》等民间亲见、亲闻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的主题。我们只能在民间这类不可胜计的故事中找梁祝的原型。这种故事是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而谢安、刘裕、李茂诚恰恰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立庙立碑、建台的动机是复杂而各色各样的，而不理解人民的生活，思想与共鸣心理却是相同的。梁祝故事取得感天地、泣鬼神的效果是他们所始料不及而想加以利用的。这从反面助证梁祝故事的"根须"深深地吮吸着人民生活的精髓。外国人把爱情当作文学的永恒的主题，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这种爱情主题实在是妇女悲剧命运的变形与代名词。正是人民，特别是妇女灾难的生活、切身的感受，使得梁祝故事不胫而走，久传不衰。而谢安这些做官的"司空"们却不"见惯"、大惊小怪地立庙立碑、装神装鬼。都这么弄起来，全国将有多少祝坟梁庙？！
其三，见惯的正直的"司空"也是有的，不少当大官的或大学者也对这种传说持存疑态度。他们不仅对传说，同时对古籍（地方志、史书、地理书等等）也采取批判商榷的态度，这里只能谈与梁祝有关的记载。
现知宁波、宜兴、清水、曲阜、扬州等处都有祝坟。记载梁祝的地方志也不止一种。这种传说不但荒诞迷信的色彩很浓重，事实也多出入，下引诸入就是例子。
吾郡城北槐子河有高土，俗亦呼为祝英台坟，……或曰：此隋炀帝墓，谬为英台也"。（焦循《剧说》）
同时代的吴骞也说：按咸淳《毗陵志》，祝陵在善权山，其岩有巨石刻碧鲜庵，盖祝英台读书台云，事类于诞"。（《桃溪客语》卷二）
戏剧史家冯沅君在《南戏拾遗·导言》中顺便谈到越调《祝英台》时，注说："英台者，古之英豪歃血会盟所，在汉都之北，旷野之中，麓处有巨石台。松苍怪石，如城郭之围；瑞气祥烟，如丹青之彩。自纣敕建台殿为墅，命吏守之。一日有一娇娃，夜宿歧道，值吏醉归，见而逐之。妇告曰：'俺祝氏也，奉上帝命，收英台木为用。'吏怒，系之而归。未抵于台，火焚林木，台殿已成灰烬。余火犹未熄，民即带索投入火中，烟速火炽，即见四翼赤乌，乘妇腾南。"文颇长，祝氏是火神，英台是地名。这是明人钮少雅说的故事。
宋代李茂诚（徽宗时宁波职曹）所记也有不少破绽。他写了七百多字的《义忠王庙记》，比冯梦龙在《三言》中所写少二百字，一文一白，内容比冯文多。说梁是会稽人，东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怀孕了十二个月云云。此文收在《鄞县志》里。亏得他查到了梁的户口簿！
而且即使在唐《十道四蕃志》与宋李茂诚一文中也是明指殉情故事的：
"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即其事也"。（宋引唐记）
"肄业三年，祝思亲而先返。后二年，山伯亦归者，之上虞，访信斋（名贞即英台）……其祝氏九娘英台乎？踵门引见，诗酒而别，山伯怅然，始知其为女子也"。（李茂诚文）
"（英台）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唐张读《宣室志》）
这是说，唐宋人都知道这个祝女扮男，同学生情，不幸殉情的故事，他们并且证明谢安立场，就为此事，"义"就义在忠于爱情。认为先有义侠，才有义忠。这就挖去了故事的根--同窗生情，我们就无法解释老百姓为什么被这故事感动，为什么离海遥远，与"梁山伯保卫商旅"无关的广西、四川的民间也传诵着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退一步说，如果"阴配说"真比"同窗说"早，那谢安的"义妇"二字也落空了，祝英台生前既不识梁山伯，她又"义"在哪里呢？
"郡以事异闻于朝。丞相谢安奏请封义妇冢"，这原是李茂诚告诉我们的祝英台"裂坟而入"的"事异"的"历史"。
在生活舞台上，"历史"痛苦而深情地久久关注着妇女的命运，人民用最直接、最烫心的语言述说着梁祝的这段"历史"。
二
在文艺舞台上的梁祝 那么，在文艺舞台上，是否说厌烦了这貌似重复，老一套的故事呢？是否把以祝为主改为以梁为主呢？
文艺作品的摄像机总是把焦距对着祝英台，把她作为故事的中心。以梁山伯为主的"原型"的"梁祝哀史"在文艺舞台上是不存在的。清末的四川曲艺《柳荫记》在后半部改写了祝英台的形象，添加了不少梁山伯学法立功的情节，把祝英台改写成孟丽君式的人物。但即使象这种类型的梁祝故事中，或《孟丽君》原型的作品中，主角也在于女方。作品最光亮的部分在于"十八相送"，好像删改了这一场戏，祝英台的形象就不能不大大逊色，梁祝戏就很难存在。祝英台为主角的结构就被彻底破坏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理总是千方百计地加强这位聪明多情的女主角形象的更大的说服力，吸引力与包容的涵义。
下面想从四个阶段的代表作中说明这故事是如何从简到繁地百变不离其宗（女主角）地发展的。
第一阶段--明代。这一阶段的《同窗记》、《还魂记》、吹腔《访友》留下来的还不是完整的故事。《同窗记》不止一种。钱南扬注《访友》时说："本出与上一种《山伯赛槐荫分别》，格调文体相近，疑是同出一书。"但恐未必，因为这出里的"天台采药问虚真，红莲并蒂言多味，诗里关雎论圣经"，并不见于《槐荫分别》，而是见于钱先生判为余姚腔的《河梁分袂》："诗三百重关雎……昔有人去天台山采药，……空有仙姬，那有阮肇，刘晨？"
戴不凡补充了一些他收藏的资料，他还论证过棠邑腔《同窗记》与四种《访友》本子是明代作品，在这些明代的梁祝戏中，情况是：
(一)梁山伯接近《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有不少唱词也是借鉴王实甫的。"果志诚，特聪明"，很使祝英台倾心。他并没有呆气，也不是由太白金星摄去魂魄。他后来检讨："我犹为醉汉未醒。你做个落花有意，我倒做流水无情。你本是贤德孟光，一心心要遂梁鸿案，奈卑人肉眼相如，那识文�"。祝英台虽然痛苦，但仍是一往情深："今日望望不见青鸾信，明日盼盼不见黄犬音。我曾把银河肃整，鹊桥驾定，那见牛郎来会织女星"。她最后还说："哥，这杯酒权当作媒证。今生不得偕凤侣，来生定要和你结姻亲。"（引文均见钱辑一书，下同）我们不要怪梁太笨，爱情的谜历来是当局者百猜不得的。
(二)祝英台是个羞怯的少女，而不泼辣的性格，如后来某些地方戏与曲艺所表现的那样。但她仍是主角。作品从同窗、送别、重遇（应该还有哭吊、化蝶）去表现她的深情，智慧与某种方式的勇敢。冯梦龙与宋人笔记已有下面这种铺叙："英台从裂中跳下，众人扯其衣服……变成两般花蝴蝶。红者为梁山伯，黑者为祝英台"。有关祝的唱词是各种各样的：有典型的，也有明畅的。《还魂记》一本更通俗，如："远别双亲，负笈从师一二春，奴本成坤顺，也效希贤圣。……闭户共挑灯，惜寸阴，二人同心，如鸟并翼，如树并根，义重每思离别苦。别时尤恐见时难，上单衫愿许表吾心，只此祈祷双亲病，七七个结，难以解分"。她在同窗学习时对梁的质疑作了不少解释。
(三)次要人物的戏在后半场。"访友"中，二种吹腔本都着重地描写四九与银心，一种是戴不凡所藏，他介绍四种明代的"访友"都穿插着四九、银心二人的大段插科打诨。钱辑本有赵景深录张传芳的唱词。以"三十六老官"称四九，以"日后见"称银心，以偷鱼、偷酒打诨。四九、银心罚跪时，双方主人讨情免罚。四九罚跪时打诨："花对花柳对柳，破粪箕相对歪扫帚。今日拜一拜，来年养个小四九。"这二人使剧情进展快、活泼。但后来某些本子以丑扮梁山伯，就过分了。
(四)《送别》，如上述，是精彩的折子戏。
第二阶段--清初。这阶段的两种山歌都超过万字。赵景深介绍的《牯岭祝英台山歌》共三百八十八节，每节五行，共一千九百四十行，每行七字，计一万三千多字。赵先生说："它差不多尽可能地把所有的时调小曲的形式穿插进去。"基本情节是绣花、扮男、对嫂设誓打赌、结拜、同窗、相送、许婚、访祝、吊孝、化蝶。
《梁山伯歌》系清初浙江忠和堂木刻本。约二百六十节，也是每节五行。内容文字与"牯岭山歌"基本相同，赵先生提到的佳句，有的二本均见，乡土气息更浓的，如："春暖百花香又香，左边大树牛擦痒。右边小树马乘凉，绣花犹如树上开，上身穿起红绫袄，八幅罗裙色姜黄"等只见牯岭本。
两种山歌的贡献是：
(一)确定了祝家是富家："屋上盖的玻璃瓦，把门狮子笑洋洋。"
(二)祝英台出门以前的生活是绣花、打秋千等，多才多艺："聪明伶俐多乖巧，好比仙女下凡尘。"她父亲也很器重："送往杭州读文章，必是朝中状元郎。"她主动详八卦，不顾兄嫂的讥笑。祝父说："我儿本是铁心肠。"宠爱之情，溢于言表。从绣花可以看出祝英台的精神世界：织女、七仙女、貂婵、八仙、孙悟空等等。她似乎想学孙悟空，离开狭隘的水帘洞，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以上描写多少点出了产生祝英台的近代的时代背景。
(三)梁山伯的形象仍是志诚的，没有油气，如后来的某些改编本。
(四)一段段抒情悲歌淋漓尽致地渲染梁山伯失约后的悲怆气氛，继续以诗的光辉掩盖戏剧性方面的破绽。（这是指梁祝同床而梁未识破是女性的戏剧难题）双方思念部分有十想、十叹、十唱、十送、十二月相思、十封信、十哭、哭五更。十劝的唱词有封建说教，中间夹杂着生活伦理的嘱咐。十送比之其他民歌（如扬州清曲），文字表现力差一点。十二月相思写梁，十信中的第九封，十哭中的七、八、十，（均写祝）感情是深沉的："勤俭书香（箱）尽打开，哥哥手放物犹在。水流东海不回头，亡人上了望夫台。……奈何桥上等候我，……日落西山还见面，水流东海不回来。"写梁所见的祝庄也为了写祝，主角仍是祝。
(五)初步显示了民俗文学的特色。这作品中同窗部分略有引起非议的细节描写，见仁见智，可作为开拓情节的参考。结尾的告阴状、还阳、登科自是糟粕，它已隐约透露人民情绪的变化，人民不满足于哭泣。明末清初，生活与作品中都出现了新女性的呼声，梁祝故事不能不变了。
第三阶段处在清中叶，戏、曲春浓，群"莺"乱飞。写梁祝作品很多。河南本鼓词是这一阶段梁祝作品优缺点的综合与发展。总的趋势是多样化、通俗化、世俗化、地方化。
扬州清曲有送祝、访友、病归、吊孝、化蝶等。病归写到祝英台抢过媒证红绣鞋的举动，使人物心理显得世故、狭窄，离开了祝的传统形象，但送行、祝庄、思兄、五送兄、化蝶（裂坟）部分，祝英台、马文才二人的心理活动等等都有可取之处。祝家庄的桃李成行，青松翠柏、绿竹胡桑相映的护庄河，四周的渔船、农夫、围墙、高高的雕花大门楼，黑漆大门、两旁石鼓等等描写与河南本比较，虽是小巫见大巫，但抒情状景，颇多生动。淮剧本的某些地方类此。
山西本是与洪洞戏本以丑扮梁山伯，送别一场也多油滑语。佳处也有，如庄庄有木匠，做嫁妆、床、箱、纺花车、织布机等等，充满生活气息。《牡丹记》是清末广州刻本，上下卷廿六节，有绣花、十送、五忆、五羡、马俊告状、阴判、还阳、招赘、山伯买马、逢夫、团圆等。文字有清新处，如送别以甏蜞、牛作比，情节则趋向宝卷与川刻本《柳荫记》。
在长江三角洲，尚有1769年苏州抄本《金蝴蝶传》与1789年写定、1823年印行的《新编东调大双蝴蝶》，后者杏桥主人著。求学地点同棠邑腔《同窗记》；在山东，老师是孔子。这个作品写到饭店、旅馆、赛会、妓女拉客、英台救女等等，情节不再是文绉绉的，祝英台是敢说敢为的，文中春秋时代是烟幕，实际上是《三言二拍》中的环境。最后马大郎大闹阴府，梁祝奉旨完婚。也许有人会责怪作者想入非非，作者才不称志，但当时节外生枝的改编本已不仅是这一种。
以上作品可以简化我们对河南本的介绍。这本刻是1900年的作品以七字句打底，又以十四段"攒十字"的大量篇幅，雕花似地细腻地说唱《梁祝哀史》的完整情节。路比故事增到十七件，全文有关于祝府、园林、服饰、宴席、茶具等不厌其祥的民俗描写，重遇以后的"媒香劝"、"叙家常"、"诉相思"比《梁山伯歌》中的有关描写更贴切。"我想你"大段对唱为何其芳等所推崇，"诉苦情"一段则特别斑驳。全篇以裂坟化蝶结束，一扫迷信妖雾，叫人一快。这个作品或者能说明掌有民俗知识优势的艺人所开拓的路子，未必不是改革梁祝故束情节的有价值的尝试。
第四阶段可以解放后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的《梁祝》为代表。诗人艾青比较过川剧与越剧的本子，"或粗犷纯朴、或缠绵细腻，各擅胜场"。川剧十场，其中说媒、骂媒、求方是十三场的越剧所没有的。艾青特别谈了梁山伯在楼台会中应有的性格。
川剧本保留传统唱词较多。"送别"，媒人上场，"骂媒"等处文词使演员口舌生香。只是"送别"对传统唱词保留得还不够。新写的第七场"祝庄访友"，在唱词与舞台动作方面都有特色，文字细腻匀称。总的看来。没有太俗与雅俗斑驳的唱词，是优点。
1953年出版的秦腔本有一段写踏青的第五场，写同学黄大章对梁祝二人形影不离的举动很不满意，硬接梁去踏青，梁后来半途溜回来伴祝，问到耳环。这些地方处理得尚自然，黄上场唱词也贴切：
"上学叫人好快活，讲经书，学吟哦，还要作文斗思索。常言道，文从胡说起，篇幅不嫌多，得下好评心欢喜，交叉连串莫奈何"。是一幅学生图画，人物性格带有幽默感。
以上情况说明在明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中，祝英台都是主角。
最近，浙江民研会编选了《梁祝故事资料选》与《歌谣资料选》也证实了祝为主角的传统，证实了李茂诚没有达到以梁为主角的目的。
由简到繁，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后来的《梁祝哀史》都不是"阴配说"的发展，而是殉情故事的发展。在这二本书中，有一些写到山伯学武的故事，如《梁祝后传》（靖江）：梁要从军，祝英台主仆逃婚，被袁文收为义女，由他作主，让祝与平患有功的梁山伯完婚。又如福建畲歌："英台寻夫泪茫茫，山伯征番转回乡"。二人都由皇帝赐婚赐官。最详的是广西客家的《梁祝》，写状元夫妻，梁山伯平番，为附马。常州的传说提到侠女，只说她有术防身。
即使在这些故事与歌谣中，也不是梁为主角的。这已经牵涉到下一个问题，即祝英台从一个普通女子怎样演变为奇女、才女、侠女的。它发生在梁祝演变史的早期或晚期？我想在第三节再谈这些问题。
因此，仅仅"孙恩寇会稽，……（梁）乃梦裕以助……，以神功显雄，褒封义忠圣王"这种以梁山伯为主的宋李茂诚所编的故事，是无法成立的。无法进一步发展成为"梁祝哀史"的。同时既称梁祝，既称哀史，我想就很难编成一个以梁山伯为主，没有同窗生活，只有黄泉夫妇的梁祝故事吧！
在梁祝故事的演变史上，以梁为主的"义忠"故事是李茂诚创创造的幻影，是他移花接木别有用心的狡猾伎俩，它无法进入文艺作品与全国范围的民间传说中来：我这么想。
下面，我们来看看川本曲艺《柳荫记》那种接近《孟丽君》的侠女祝英台是怎样产生的。为此我们不能不离题稍远地谈一点明清的政治与江南地域的讲学求师的传统。
三 产生祝英台新形象的政治、社会背景
包括侠女祝英台的这种奇女子思潮的弄潮儿，我以为可以追溯到徐文长与冯梦龙。
我国古代很有一些侠女故事。像红拂、平阳公主。但这些故事很少把它与冤狱、权奸、流放、边患这些明代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它们的主人公也不是近代生活中的普通百姓。但徐文长便不同了。这不仅是因为他写了《女状元》，而是他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明代的江浙二省是朱家王朝制造冤狱的集中地，功与祸竟是成正比的。如辅助朱元璋的浙江四先生；宁海人方孝孺不怕诛十族�"坐方党死者，相传八百七十三人"。（《明通鉴》）还有于谦、王宗仁等，魏忠贤则着重杀江苏人。这时期内外交困，葡萄牙祸、倭乱不绝，浙东大旱，反恶霸斗争此起彼伏。后来清代搞文字狱，浙江也是重点。徐文长像《哀中郎》说的："其所见山奔海立……英雄末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为寡妇之夜哭。"他一再地写奇女子。
《徐文长三集·白母传》介绍葛氏女，"兼才智而有之，敏给而奇"。"不为妇人，在今日得提数万之众，以与闽越东夷之寇相从事"。白氏山阴人，十六岁嫁白瑾，白死后，她为乡里办了许多大事。
其次，他写诗歌颂文武双全的张教学三姐�"班门有女成三女，窦树如君占一枝，好志不应无外史，岂将文字斗雌雄"。
再次，他作《江南感事诗》，歌颂在松江作战的广西瓦氏："万里迢遥征戍士，……阃外将军保髫斜"。好像他在女子身上看到一片干净土，看到沙漠中的绿洲。沈钅东
是他的姨丈，沈钅东 的冤狱与他自己的坎坷在他心上刻下烙印，他写奇女子是另有寓意的。而冯梦龙恰恰为沈钅东
事件所震动。
徐的寓意，被冯梦龙看穿了。他就动手写《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二篇都是写奇女子，后者还是写沈钅东
的。这以后，一发而不可拾。明清长、短篇小说与弹词中出现的白红玉、冰心、孟丽君等奇女子的形象。
我以为从冯梦龙对待《白蛇传》与梁祝故事的不同作法透露了她成为奇女子思潮的第二个弄潮儿的消息。对于前者，他把妖气十足的《西湖三塔记》改写成结构完整的爱情故事。而对待梁祝故事，他改换了主题。这位写情圣手是非常敏感，非常熟悉读者心理与时代精神的。他不再把四平八稳、牧歌式的爱情故事提供给读者。在《三言》中，新鲜的爱情故事是有目共睹的，他不愿拿散文去冲淡这个诗意盎然的梁祝故事。他是这样表达新的主题的："男子尽多慌错，妇人反有权奇。……古来妇人赛男子的也尽多。"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写了木兰、祝英台、黄崇嘏、黄善聪与另一篇的闻淑英。
这是侠女祝英台出现的社会背景。也是《孟丽君》与趋向《孟丽君》曲艺《柳荫记》产生的社会背景，我认为侠女祝英台故事的产生不会早于徐渭与冯梦龙掀起的奇女子思潮。
作为旁证，我想补充说：
(一)《孟丽君》在西南，即产生广西客家歌谣的地区是相当流行的。《再生缘》中写到本书在浙江、云南的流行："颇耐西南渐有声"，"白头捧节忆高堂，苦说四川道路长"。我们可以就此推论《孟丽君》对广西与四川这类作品的影响。
(二)冯梦龙"少秉赋劲骨，棱棱不受折抑，更有肠若火。……故每贤古今事，遇忠孝闲于谗，辄淫淫泪落"（《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叙》）。他同样对明代嘉靖以来的黑暗统治感到窒息与愤激，他要选择情至、义激、事奇的奇女子去振聋发聩："名节关系之际，平昔贤圣命者不能周全，而女子能周全之。岂谢希孟所云'光岳气分，磊落英伟，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者耶！"（《冯梦龙诗文集·情侠类评》）在《闺智部总叙》中他公开谴责"无才便是德"的观点，而鼓吹"余是以有取乎闺智也"。
现在我们来对照川刻本《柳荫记》。这个晚清的刻本写梨山老母救祝英台上山，店主文通、李子真、田文等歹徒均为学法功成的祝英台所杀；而梁山伯被吕洞宾救回，学法下山与路凤鸣书楼对考。这种情节在《红梨记》等明代传奇中是常见的。梁不愿在访知祝下落前先结婚，遂应考中了状元，奸臣马力因梁拒婚而借平叛为名陷害梁。以下情节便近《孟丽君》，有孟丽君式的路凤鸣，女扮男装，与红瑞公主假结婚，结果梁娶了三妻，也与《孟丽君》同。
依照我的推测：广西福建等新梁祝故事，侠女或状元祝英台的出现都可能受《孟丽君》的影响。
以徐渭、冯梦龙为标志的"奇女子思潮"的产生自然不是偶然的。明代的长江三角洲是新思潮的发源地，许多同志从经济上作出过解释。我在上面也谈了政治背景，这里再补充一点文化教育方面的史实。
梁祝故事发源地的"越"地，在明代文化史上，有一种引人注目的飞跃。越人有四方之志，《笑话》中的"杨柳叶子"曾夸张的描写过。四方志是求学之志，经商之志。我国宋代开始有私学，江浙的第三书院是六大书院之一。金华人吕祖谦占有突出的地位。元世祖派人到江南访士，并命令江南诸路各县学内设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圣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养者，并立为书院"。我们在梁祝作品中看到祝公还这样说过"我家女儿上学可中状元"的话，正是当时江南人民重视讲学心理的反映。明代以来，余姚王守仁又是一个蜚声国际的大教育家。如果列一张表，则汉有程曾："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儒林列传》）
驾阳，会稽山阴人。晋司空循之玄也。……馆中生徒常数百，弟子明经对策之数十人。（《南史·贺日 传》）
僧一行"少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至天台山国清寺……尽受其术"。（《旧唐书》）
五代（陈京后人）五世同居，长幼七百口。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湘山野录》）
宋陆游诗："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这样好睡的老师有可能不辨英台是雄雌。
自然，我们还可以举藏书家、印刷业等多方面的材料。例如：浙江藏书家有范钦的天一阁，万历时有绍兴的祁承
的澹生堂。宁波有嘉靖时的丰坊、袁忠彻，会稽有纽石溪。嘉兴有项元汴，兰溪有胡应麟，归安有茅坤，乌程有沈节甫。
"侠女说"正是奇女子思潮所涌现的一朵浪花，支援这种思潮是明代中叶以来新的经济与文化的高涨，是明代政治斗争的血脉灌溉徐渭、冯梦龙等有心人心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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