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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梁山伯祝英台这个故事，很早就流传于江浙一带，后来通过口头传说和小说戏剧的渲染，自明清以来便广泛而深入地传到南北各地。这个故事的本身也逐渐由各地人民加以修改整理，成为一个优美的故事。现在这个故事，它和北方盛行的孟姜女、南方盛行的白蛇传--当然南方也有孟姜女的传说、北方也有白蛇传的戏曲，成了广大人民最喜爱最欢迎的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是怎样发生和演变的？我们若研究它发展的经过，更可看出它在社会上的地位。
二
这个故事究竟是怎样发生和怎样形成的？在什么时候才普遍地流传到各地？
大概地说，这个故事的本身就是优美的，所以才得到人民的喜爱，自元朝的词家把它编成戏曲以后，便流传到各地，虽然各自又依照本地的风俗习惯加以修改，总的情节还是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个故事的历史，据说是发生于东晋时候，约公元四百年间。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有关材料，大都是宋以后的记载，宋以前如六朝（即南北朝的南朝），隋、唐，则只有间接的史料，没有直接的著录。因此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故事是由简单逐渐演变为复杂，中间经过相当时期，把内容加详，再经过相当时期，把范围扩大，慢慢地形成现在这个故事的样子。比较早的记载，是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云："《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虽然只是一句话，但我们知道《十道四蕃志》的作者梁载言，是唐初李哲（唐中宗）时代的人，可见这个故事流传得很早。又清翟灏《通俗编》有"梁山伯访友"条，引唐张读《宣室志》云："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贸阝
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闻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张读是晚唐人，已经使这个故事成了雏型。明徐树丕（江苏长洲人，明末诸生，死于清初）《识小录》记"梁山伯"，末云："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他所引的两种书，《会稽异闻》不可考，古今各书目皆不载。而《金楼子》则是南北朝萧绎（梁元帝）所作，其时距晋不远，还在隋唐以前，可惜《金楼子》这部书，在明朝已经"湮晦"、"散亡"（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七），今本则有《说郛》摘本及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不完全的本子，所以中间竟没有梁祝故事这一段。
自宋以后，凡是到过江浙的人，尤其是在宁波（即鄞县）、宜兴、上虞、会稽各地做过事的人，差不多都有关于梁祝故事的记忆。无论是传记和诗歌，大都是把故事渲染扩大，并添上些神话，如什么"绣裙绮襦，化蝶飞去"；马氏请官开棺，有"巨蛇护冢"；又说梁山伯在司马德宗（晋安帝）时显灵，助太尉刘裕讨贼，因此被封为"义忠神圣王"等。这使优美故事的本身，蒙罩一层幽暗的云雾，使后来的读者，也因而迷离，不能看到梁祝故事的本质。宋大观（宋徽宗）中，知明州事李茂诚撰的《义忠王（梁山伯）庙记》（见清闻性道康熙《勤县志》），清邵金彪（宜兴人，道光岁贡）撰的《祝英台小传》（见清吴景穑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是两篇代表作，把传奇再加上神异的色彩，后来的小说唱本和戏剧内容，除了沿袭旧的情节以外，大半以这两篇文章作蓝本。
关于梁祝的材料很多，我们不能大量地抄录，但从这些材料中，很可推想出这个故事的原始面貌。只是有一个聪慧的女子，假扮成为男学生，到学校里去读书。不久，她爱上了一个男同学，又不肯说明自己是女子。她的父母不明白她的意思，把她另许了别人。及至她的男同学知道了她是女子，想要与她结婚，可是已经晚了。因此她们两人都抑郁而死。原来的情节，大致如此。故事内容虽然平常，但有突出的三点：第一是祝英台女扮男装，在封建社会里是绝无仅有的新闻；第二是梁山伯这个诚实的青年，他就不知道祝英台是女性（有些史料说祝去后，梁又读了两年，才举为贤良方正，弱冠时被选为鄞县令，不久即死。假若材料可靠，则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学时，不过十五六岁，可能比祝的年纪小）；第三是这一对青年男女因互相爱慕不能结婚，以致抑郁而死。据史料所记，祝英台可能是投崖自杀，所谓"……英台临冢哀恸，悲感路人，地裂而埋譬焉。从者惊引其裙，风裂若云飞，至董溪西屿而坠之"（宋李茂诚《义忠王庙记》）。梁祝二人的死，尤其是祝英台的殉情自杀，造成了在封建社会制度压迫下的一幕悲剧，于是这个动人的传奇故事，便于此完成。惟人民的心理，总是不满足，逐渐地把故事内容丰富了，把过程加详了，传说的人为了迎合群众心理，又加上些神异的色彩，团圆的象征（如同冢、化蝶等），经过明、清六七百年，这个故事在江浙一带不断地发展着。
三
随着故事的演变和发展，便有两件事情随之而起，一是梁祝二人生时的读书处；一是梁祝死后的墓和庙。这两件事也发生得很早，流传得很广，可以说是跟着故事的发展而发展。尽管这些传说是虚构的，甚至有些是不合情理的，但这些传说，正是群众心理的反映，其不合情理处，正足见群众的天真。所以我们从历史学的观点上可以否定这些事情，而在民俗学上，则百分之百地承认这些事情，并热烈地拥护这些传说。
关于梁祝的读书处和墓庙，也是自宋以后，便在南北各地次第发展，逐渐地由附会变为事实，由传说成为古迹名胜（见各地方志）。因为读书处是梁祝故事的核心，是传奇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以此为题的文艺作品也很多。宋词中有"祝英台近"、"祝英台慢"的曲谱牌名。明、清人的记载，如明宜兴知县谷兰宗《祝英台近词并序》云："阳羡（宜兴古名）善权禅寺，相传为祝英台宅基，而碧鲜岩者，乃与梁山伯读书之处也。"（清唐仲冕修嘉庆二年《宜兴县志》）上文说碧鲜岩的善权寺，梁祝读书处，即祝英台的宅基。这种说法，显然与故事相矛盾。因为梁祝读书处固然在宜兴，祝家则在上虞县，英台既然乔装出外游学，岂有住宅和读书处是在同一地方之理？明张贷《陶庵梦忆》云�"……至曲阜，谒孔庙，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梁祝的读书处，竟从江南跑到山东，张氏虽然也不相信，深为"骇异"，而当时曲阜之有梁祝读书处，则系事实。说明这个故事在明代已经流传到北方，且为北方人民所喜爱。至于歌咏读书台的，如宋咸淳《毗陵志》记祝英台读书处，引昔人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又清史承豫《荆南竹枝词》云："读书人去剩荒台，岁岁春风长野苔，山上桃花红似火，一双蝴蝶又飞来。"（均见清嘉庆《宜兴县志》）许多描写梁祝故事的文艺作品，总是以蝴蝶双双来隐喻梁祝，其根据有二：一是一般记载都说祝自杀时，"绣裙绮襦，化蝶飞去"；一是"祝英台读书处，有大蝴蝶双飞不散，俗传是两人之精魂，今称大蝴蝶为祝英台云"（邵金彪《祝英台小传》）。蝴蝶本是一种普通的东西，全国各地都有，当地人民把蝴蝶比做梁祝的精魂，正如蜀人把杜鹃（又名子规）比作望帝之魂一样，正是中国民间的习惯。徐树丕《识小录》记梁山伯故事，他说宁波梁祝墓上蝴蝶之所以多，是�"庙前有桔两株相抱，花蝴蝶，桔蠹所化也，妇孺以梁称之"。这是科学的说法。我国的民间风俗，常以鸳鸯、鸿雁、蝴蝶等来比喻爱情的男女，取其永不分离之意。因此，同情梁祝的大众便把很普通的"桔蠹所化"的蝴蝶，指为梁祝的化身，这正是痛惜他们的结果，用种种方法来弥补这个缺陷，同时也美化了这个故事。
据我们所见到的祝英台读书处，如上所述，已有江苏宜兴和山东曲阜两处。至于祝英台墓，有浙江宁波（明清《鄞县志》）、江苏宜兴（《宜兴县志》），和江都、山东嘉祥、河北河间（以上见清焦循《剧说》）、甘肃清水（清蒋薰《留素堂集》）、安微舒城（清吴骞《桃溪客语》）等处。南自江浙，北至甘肃，共有七处之多，可见这个故事的发展，在明清几百年间，已由南方渐次传至黄河以北，从这些记录可以看见祝英台的坟墓虽然是虚构的，但祝英台的故事则在这些地方人民的心里生了根。
宋元以来，如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元袁桷的《四明志》等书，都说在鄞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梁祝的墓和庙。接待院这个地方的名字，已不复存，今天在宁波西门外十里许的九龙墟，还有梁山伯祝英台的庙，庙内供着梁祝的小像，并有床帐绣鞋等设备，俨如旧式卧室。从前一地民，风俗，谓每口八月中秋，是祝英台照例回娘�"归宁"的日子，庙内则演戏庆祝，热闹非常。由八月初直至十五，城中妇女还去烧香膜拜，宁波地方有句歌谣："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把梁祝当作爱情之神，至今还流传民间。
我们从宁波、宜兴、上虞（祝英台家）、会稽（梁山伯家）等各地方志（自宋元至明清）中可以显明地看出，这个故事是从两个中心向外发展的，也颇有异同的痕迹，在宁波以梁山伯为主，宜兴则以祝英台为主。宁波有几篇梁山伯庙记，叙述他生前的故事和死后的功绩，神话的色彩很浓。宜兴则有祝英台的小传，并竭力宣传她的读书处（如诗歌文艺），纯粹是一个优美的传奇故事。这个以人以地为中心的区分，可以看出这故事的演变和发展。我们也认为这个故事，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都应以祝英台为主角，梁山伯是配角，只因传说他死在宁波，又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于是只好以神话来渲染、附会。惟宁波既有梁山伯庙，又有庙碑，史志中又夸大他的功绩，不管是神话也罢，传说也罢，梁山伯或可能作过鄞县令（一说是贸阝
令，贸阝 是鄞县的古名），这一点倒可注意。因为这是梁祝故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
我们再从梁祝故事的戏曲、唱本和歌谣，也可看出这故事的发展。关于梁祝的戏剧，最早的几种均已失传，只能查出它的目录。如元朝白朴撰的《祝英台死嫁梁山伯》（见元钟嗣成《录鬼簿》），明朱从龙撰的《牡丹记》（见明吕天成《曲品》），明王紫涛撰的《两蝶诗》（见清无名氏《传奇汇考》），及清初无名氏撰的《访友记》（见清黄文易《曲海总目提要》）。按黄文易在乾隆时奉命修改曲剧）等，其原本内容，现在已不得见。惟盛行于明清两代的"宝卷"（宝卷起源于唐，五代的俗文学作品，其体裁先以七言之赞文与偈语开头，次以五言、七言，或十言韵语，大都敷衍民间故事），还存在着梁祝故事的戏剧和唱本，今天都可以看见，如《梁山伯宝卷》及《后梁山伯祝英台还魂团圆记》两种。我小的时候在川陕乡间曾看过几次"端公"（即巫师）戏，总是演唱"蓝桥汲水"和"山伯访友"或者即是由宝卷流传下来的。
这个故事的戏，自然以越剧演来，最为合适，因其是本地风光，更显亲切。但全国各地的戏剧，其有代表性和具有特色的，如广东戏、福建戏、四川戏、陕西戏（山西戏有"梁山
探朋"，川鄂一带有新歌花鼓戏）都有，最普通的是"山伯访友"一出，是"折戏"中最精彩的一个。可注意的也可说是特殊的是北方的京剧没有这出戏，而大鼓、牌子曲、鼓儿词等，也没有这个"段子"，甚至小说中也没有这个故事。可见这个故事流传的区域，是以江浙一带为本，在西南、中南、西北各地也很风行，只是在华北各地因为没有小说、戏曲的宣传，民间还未十分流行。
由清末到现在，唱本方面，在上海有《新刻梁山伯祝英台攻书还魂团圆记》；宁波有《梁山伯祝英台送友回文》；广东有《梁山伯牡丹记南音》及《白沙访友》；潮州有《梁山伯祝英台节义全歌》；海陆丰有梁祝故事的全本戏共分七出；广西有《新刻祝英台全本》；福建有《新刻同窗梁山伯还魂重整姻缘传》；及《吴山访友》、《山伯十送》等；四川有《梁山伯祝英台新歌书》。这些唱本，在各地非常之多举，胜举有些是清末。绪时候的木刻本有些是清末民国初的石印本。在西南和西北的唱本中，开头常有两句带广告性的话："新刻祝英台，词调下江来，"可见是由江浙传去的。内容方面，有许多都把故事改为还魂团圆，加上"新增"、"新编"等字样。从故事本身说，虽不免是无中生有，画蛇添足，而读者的要求，则非让它团圆不可，这完全是群众心理所促成。
关于梁祝故事的歌谣，更是同戏曲、唱本一样，各地大同小异虽然有些是低级的，多数则是朴素的。我们可以找一个比较远辟的地方作代表，如云南的祝英台山歌有："年年好唱祝英台，孤坟拦路墓门开，英台同化痴情墓，一对蝴蝶飞出来�"现在还被广大的人民歌唱着。
五
有关梁祝故事的材料--包括史志记载、戏曲、唱本、歌谣等，从前曾经有人搜辑过，对于梁祝故事本身的问题，也人有讨论过，有许多是不很恰当的。因为从前我们总是站在历史学的观点上去研究一些琐碎的问题，没有认识到这个故事的发生和演变的根本原因。我们应该肯定这个故事是流传各地的民间故事，它本身只是一个故事，是属于民俗学的，而不是历史的，这是主要之点。因此，我们对这个故事的看法，在情理上不妨认真推理分析，在见解上则决不可固执。也就是说故事的历史背景，和它的史实是重要的，但它本身已经演变发展成为一个民间故事，那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一个故事，不可也不必再把它当作历史，以及苦苦追求它的历史事实。
因此，对于与梁祝故事相类似的事情，并与这些故事互相影响的问题，我们都不想加以研究。如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所记《华山畿》故事（《太平广记》题作《南徐士人》），据说是发生于南北朝的刘义符（宋少帝）时，距梁祝的时代，仅五六十年，情节内容，与梁祝故事几乎完全相同。于是有人说梁祝故事是从"华山畿"蜕化出来的。又有人说秦雪梅故事即梁祝故事发展的第二阶段，有小说和唱本。戏剧中有"雪梅观画"、"雪梅吊孝"两出，吊孝尤盛行于民间。这些说法，我们认为都不是问题的中心。因为由一个故事转变成类似的几个故事，或者几个故事又互相影响、互相仿套，究竟哪一个故事是主流，哪一个故事是支流，可以以故事本身发展的情况去判断。哪一个是成功的，哪一个还不够成熟，或者还存在着若干缺点，我们也应该各给以正确的估计。
旧社会中一般人的传统思想，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差不多成了社会性的群众心理。尤其在封建制度妇女不出闺门的时代，对于杰出的女子，更为同情。女扮男装出去从军或游学，即是女子争取与男子平等的表示。在中国自古以来的传说，最早而最显著的，莫如木兰故事。这个故事的传播，当然由于乐府中的《木兰辞》，《木兰辞》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描写木兰从军，胜利归来，并且"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以后，大家才惊讶地地知道她是个女子。但事实是怎样？据唐李元的《独异志》云："木兰花姓，商丘人。"《商丘县志》则谓："木兰魏氏，改装事露，帝欲纳诸宫中，木兰自尽。帝惊悯，追赠将军，谥孝烈�"其记载是否可信，姑不必论，只是说木兰故事另有一种说法，可能是木兰因"改装事露"被逼自杀，人民悲其遭遇，才有民间诗人为撰木兰歌辞，说她乔装从军，在军中十二年之久，并没有被人发觉，结果由可汗给以明驼"送儿归故乡"。把"改装事露"和"帝欲纳诸宫中"，以致自杀的事情，完全反过来。这正是人民大众的心理，不愿使一个巾帼英雄，因替父从军遭受迫害，演成悲惨的结局。必如此才能弥补大众心理上的遗憾，也即是人民正义的要求。梁祝故事的发展，与木兰故事的改写，其原因是相同的。我们今天对于这些事故，一方面需要不忽视它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更重视这些故事演变的原因，就是说：我们承认这些故事都是人民所创造的，修正的，并且是人民所热爱的。
六
以上是我对梁祝故事的看法，大致此。有些地方还很不成熟，也许是错误的。
最后对于越剧团《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演出，我们认为基本上是成功的，它给予每个观众以深刻的印象，且为群众所欢迎。在上海经常有两三个越剧团演这出戏，同时京剧团也正在改编。这些都说明这个故事和这出戏已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有人说越剧团所演的这出戏，"在山伯的死上大做文章，使戏显得冗赘、松弛，散布了过多的悲哀情绪，给予观众心理上过量的刺激，这些都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见九月九日上海《文汇报》）。事实固然是这样，但梁祝故事的高潮即在于此，也与事实相符合。还有人说"楼台会"一幕，梁山伯要告祝英台，似乎是耍无赖，不是青年男女纯洁爱情的表现。这一点大概是从旧戏本上沿袭而来，可以仔细考虑。我们觉得这出戏的中心思想，应该强调封建社会的制度和吃人的礼教，才使纯洁青年男女的正常恋爱，竟演成极悲惨的结局。在这方面这个戏固然已尽力描写，但是不是已够深刻明确，还值得考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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